1990年5月，刘向三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，作为前水利部副部长，赴安徽亳州出席淮河水利相关会议。
在参加一次会议时，刘向三无意间获悉，亳州附近约15公里处便是鹿邑。这一信息立刻唤起了他的回忆，使他想起一位曾在中央红军干部团担任连长的老战友云宗连，这位战友正是鹿邑人，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。
怀着迫切心情的刘向三立即驾车前往目的地，此次行程收获颇丰，他成功获取了云宗连早年居住地的具体信息。
尤为重要的是，云宗之妻王月英当时依然健在。
获悉此事后，刘向三迅速作出批示，要求鹿邑县正式认定云宗连同志为革命烈士，并妥善安排其家属的抚恤事宜。
2001年10月，刘向三在其著作《往事的回忆》中，专门提到了云宗连，并详细记录了他牺牲的全过程。这一记载彻底揭开了云宗连身份之谜。
【一】
根据云宗在干部团的具体职务和职责范围分析，其实际职位等级应高于红军连长的编制。干部团作为红军中的重要组织机构，其成员配置通常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。综合考量云宗在该团的工作性质和权限范围，可以推断其实际职务应属团级干部序列。这一判断不仅符合干部团的组织架构特点，也与云宗在部队中的实际影响力相匹配。
事件的起因需要追溯至最初阶段。
云宗连于1903年诞生于河南鹿邑县姚庄行政村王庄自然村，其家族世代以学问著称。云氏家族之所以享有书香门第的声誉，源于其先祖云莱珍与云宝申均于清朝时期考取秀才功名。此外，云宗连之父云广锦不仅文采斐然，更兼通武艺，堪称文武兼备。
云广锦育有四子，其中云宗连排行最末。
云宗连的成长深受家庭环境熏陶，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。他不仅于私塾研习经史子集，更在父亲指导下习练武艺。在私塾求学期间，云宗连深入研读《杨家将》、《岳飞传》等经典历史小说，这些著作中蕴含的忠义精神与家国情怀，深刻塑造了他忧国忧民的价值观念。
1919年，云宗连成功考入位于开封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，这所学校后来发展为河南大学。在冯玉祥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期间，该校更名为中州大学，成为西北军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基地。
在校求学期间，云宗连与赵博生相识。
1921年，云宗连投身西北军，在赵博生手下担任见习排长。随后，他迅速晋升为警卫连连长。在大革命期间，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与国民革命军联合北伐。此间，赵博生和云宗连受到西北军内共产党人的思想熏陶，逐渐形成了进步的政治理念。
自云宗连投身军旅后，长期未能返家，家人对其安危深感忧虑。鉴于家族传承之需，其亲属于1928年以父疾为由，促使其归乡，并安排与生铁冢镇黄台村之女王月英成婚。此举旨在确保家族血脉延续，同时亦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军人家庭稳定性的关切。
云宗连归队之际，王月英已身怀六甲。临行前，他特意将身着军装的照片留在家中，并对妻子叮嘱道：
革命成功后，我将重返此地与你重聚。
王月英在婚礼后不久便与丈夫分离，情感难以自抑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“期待你的归来。”
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，冯玉祥率先在其部队中实施清共行动。然而，冯蒋联盟迅速瓦解，双方关系急剧恶化。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，冯玉祥的军事力量被蒋介石整编。在此期间，蒋介石对西北军中的共产党成员展开了系统性肃清，以巩固其在军队中的绝对控制权。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国民党对共产党势力的全面压制，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。
赵博生独立指挥部队，意图进军汉中发动起义，然而行动迅速受挫。此后，他应孙连仲之邀，担任其参谋长。不久，孙连仲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，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。随后，该部队被调往江西，参与对红军的军事行动。
1931年11月14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指导下，赵博生、季振同、董振堂三位将领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，共计一万七千余人，成功发动了武装起义。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斗争中的重大突破，为后续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起义部队的集体行动，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力，也体现了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。此次起义的胜利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，为推翻国民党统治、建立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云宗连在担任基层军官期间，秘密召集了刘向三、耿万福、吕咸等十余名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，策划并筹备武装起义。此次会议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，旨在推动革命行动的实施。
为确保起义行动的有序推进，赵博生组建了一支由七人组成的执法队伍。在此期间，云宗连先后担任了该执法队的副队长及队长职务。
赵博生、云宗连等军官在起义发动前的一个月内，已获得党组织的正式批准，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红五军团由原起义部队整编而成，其指挥架构由三位主要将领组成：季振同担任军团总指挥，董振堂出任副总指挥，赵博生则兼任参谋长及第十四军军长职务。这一军事建制的确立，标志着起义部队正式纳入红军序列，为后续军事行动奠定了组织基础。
云宗连被任命为军部作战处处长。
【二】
云宗连投身红军阵营后，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无畏的献身精神，在多次战役中表现突出，屡次建立显赫战功。其英勇事迹在军中广为传颂，成为激励同袍的楷模。
1933年1月，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展开战略部署。云宗连在黄狮渡战线与敌军交战中表现突出，因战功显著被擢升为第13师第37团团长。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进程中，其卓越贡献获得组织认可，被授予三等红星勋章。
鉴于云宗连的卓越才能，时任"彭杨"步兵学校校长的陈赓将其调任至瑞金步兵学校，担任教员兼连长职务。这一人事调动充分体现了陈赓对优秀人才的重视，也彰显了云宗连在军事教育领域的专业素养。通过这一任命，不仅强化了瑞金步兵学校的师资力量，更为云宗连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。
1934年10月，在第五次反围剿行动遭遇挫折后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决策，将原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多个教育机构进行整合。具体而言，红军大学、红军第一步兵学校（即彭杨步兵学校）、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及红军特科学校被重新合并，共同组建为一个全新的军事教育单位——干部团。这一举措旨在优化资源配置，强化军事人才培养，以适应当时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。
该干部团堪称精锐之师，其成员均从各部队严格选拔，均为具备实战经验的班排级指挥人员。该团建制完整，下辖三个步兵营、一个特科营以及一支上级干部队，总兵力达1400余人。这种组织架构充分体现了其作为骨干力量的重要地位，各兵种配置合理，形成了完整的作战体系。
陈赓担任团长职务，宋任穷被任命为政治委员，云宗连则负责机枪连的指挥工作。
1935年，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战略行动。部队先后四次穿越赤水河，对贵阳发起佯攻，随后成功渡过金沙江。在会理会议上，中央决定继续北上，旨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并在川陕甘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。这一系列决策和行动，标志着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取得了重要进展。
国民党军方已明确判断，我军战略意图在于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，大渡河成为必经的军事要冲。然而，该区域面临多重挑战：首先，周边聚居着彝族与汉族居民，社会结构复杂；其次，大渡河水流湍急，水文条件极为不利。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渡河行动的显著障碍，使得军事行动的实施面临严峻考验。
获悉此事后，蒋介石立即发表激烈言论，声称：
大渡河作为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全军覆没的历史战场，如今红军深入这一汉彝混居区域，面临多重困境：地理环境复杂，交通线单一，河道纵横交错，地形极其险峻，后勤补给严重不足。在此危急形势下，各军指挥官务必激励所属部队，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突破重围，创造军事奇迹。
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先遣部队抵达大渡河畔。尽管红一团成功渡河并控制了对岸渡口，但该河段水流湍急，无法搭建浮桥。若采用船只渡河，数万红军部队需要多日才能完成渡河任务。然而，国民党追兵迫在眉睫，红军已无充足时间实施渡河计划。
毛泽东审时度势，迅速作出战略部署：将红军主力分为两路纵队，沿大渡河两岸并进。其中，右纵队由红一师与军委干部团组成，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指挥，沿大渡河东岸北上；左纵队则由红一军团指挥部、红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构成，沿大渡河西岸推进。两路纵队以泸定桥为目标，采取协同作战的方式，迅速向目标区域进发，以达成夺取泸定桥的战略任务。
1935年5月29日拂晓，红军左纵队的先锋部队——红二师第四团率先抵达泸定桥，随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夺桥战役。战斗异常残酷，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。
隶属于右纵队的红军干部团在红四团之后抵达泸定桥东岸，随即展开桥头争夺战以掩护红四团主力渡河。云宗连指挥干部团机枪连发起猛烈进攻，迅速控制桥头阵地，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。此次行动确保了红四团突击部队顺利通过泸定桥，为红军北上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。
泸定桥的桥头堡在我军两侧攻势下迅速陷入困境。为阻止我军跨越桥梁，敌方采取了极端措施，将预先储备的两桶柴油倾倒在桥头区域，随即引燃形成熊熊烈焰。
云宗连迅速发动攻势，目睹两个柴油桶起火后，立即冲向前方，一脚将其中一个柴油桶踢入水中。然而，另一个柴油桶突然爆燃，存在随时爆炸的危险。为确保后续部队的安全，云宗连毫不犹豫地冲向燃烧的柴油桶，紧紧抱住它，毅然决然地跳入河中，以消除潜在的爆炸威胁。
【三】
刘向三在其晚年著作《往事的回忆》中，详细记述了云宗连英勇牺牲的场景。
在铺桥战役期间，陈赓将军指挥的干部团奉命执行掩护任务，其中连长云宗连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献身。云宗连同志在部队中广为人知，行军途中，他身材魁梧，体魄强健，经常主动帮助体弱或年幼的战友携带武器和装备。他始终秉持着革命同志间应互帮互助的理念，这一信念贯穿了他的军旅生涯。
不仅是刘向三，众多目击者皆见证了云宗连英勇牺牲的场面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云宗连殉难后，其身份长期未能得到确认，一直被列为无名烈士。
建国后，刘向三多次调查云宗连的下落，却始终未能获取任何有效线索。
直到1990年，这一事件才最终得以明确解决。
1928年，云宗连离家之际，其妻王月英已身怀六甲。此后，王月英诞下一女，取名云素勤。
由于云宗连长期未归故里，王月英在故乡的生活颇为艰辛。邻里间流言蜚语不绝于耳，主要源于王月英仅持有一张丈夫的军装照片。建国后，众多人士指称云宗连曾隶属于国民党军队。
王月英始终坚定地认为，她的丈夫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。
我坚信其品性端正，无论担任何种军职，他都不会滥用职权或损害民众利益。他的道德操守足以确保其在任何职位上都能恪尽职守，维护公众福祉。
历经多年，众多亲友曾劝诫王月英重新组建家庭，然而她始终未予采纳。她珍藏着亡夫的遗照，每日虔诚祈愿其安好。不幸的是，六十年后，她才得知丈夫离世的消息。
刘向三成功寻获云宗连的亲属后，内心充满喜悦，随即向昔日战友黄火青和袁血卒通报了这一消息。黄火青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，并在中共十二大期间出任顾问委员会常委；袁血卒则曾任民政部副部长。
黄火青在收到刘向三的来信后，迅速向地方政府下达了明确的指示。
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，地方政府依法妥善处置烈士遗属继承事务。我县党委、政府迅速贯彻落实烈士家属抚恤优待政策，并将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专题汇报。
1992年11月19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认定云宗连为革命烈士。随后，王月英于同年12月9日因病去世，临终之际，她留下了最后的嘱托。
将逝者的遗像置于棺椁之中，实现夫妻合葬的夙愿。
云宗连的后裔至今仍定居于鹿邑故里，分布于各行业领域，持续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。其家族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积极作用，展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。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，为地方经济与社会进步注入活力。这一家族世代传承的奉献精神，不仅彰显了个人价值，更体现了对国家建设的坚定支持。在新时代背景下，云氏后人秉承祖辈遗志，以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，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，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。